所有的猶太人都在等待天國的來臨，等待天主君臨人間，叫每個人都承認，天主是造物主和救援者。猶太人長期的期待，已經在耶穌的宣講、行動、死亡、復活中實現了。教會相信，天主在耶穌身上向人啟示祂是造物主，及祂的救援計劃的團體，這團體也以對於天主的信仰，作為生活、宣講的中心，形成一個具有組織的團體，向四周傳報天國來臨的喜訊，並逐漸擴大。

啟示是「天主自我的通傳」，是天主為了拯救人類，親自臨在於人間，和人溝通來往。梵蒂岡第一屆大公會議，反對理性主義，和自由派基督宗教思想。啟示是天主用「言語」、「說話」，把自己的思念，通傳給人類。當時神學上，已開始提出信證神學，也就是研究天主啟示的可能性和可信性的神學，可是，二十世紀初的神學家，對於這種問題，並不是從具體的啟示出發，反而根據抽象的定義來解釋啟示。

天主把以色列民族當作自己的子民，天主藉大自然的現象和人為的事件，啟示自己是天地萬物的創造者；不但宇宙萬物，而且，整個人類歷史，一切都在祂的管理之下。天主在歷史中，尤其是在以色列的歷史中，要實現祂的創造和救援計劃。

基督新教主張「因信成義」，聖經是唯一信仰的標準，脫利騰大公會議回應這樣的說法，指出教會內的聖經和傳承，受到同樣的接納和尊敬，都是信仰的標準。而在梵蒂岡第一屆大公會議的信仰憲章，則對針理性主義以及之後的啟蒙時代思潮，認為人的理性力量，能夠確切地認出天主的啟示及救恩，而天主也樂意用超自然方式，向人類啟示自己，以及救恩計劃。

天主的啟示是人類無法完全瞭解的奧蹟，因此，我們只能在信仰的光照下，運用「宗教的象徵」，來綜合性的表達啟示神學的各種幅度。宗教象徵是動態性，是比較適合現代人的經驗。我們分四點來介紹，首先是宗教象徵的意義，其次是聖經中的宗教象徵，第三點是宗教象徵的功能，最後是宗教象徵的整合性。

現代主義所影響下的啟示論，具有以下的錯誤思想：首先他們認為啟示是人自己對天主聯繫的意識。其次是，天主的啟示從宗徒時代至今尚未完成。最後的錯誤思想是，教會所表達的信仰道理，並不是來自天主的真理，而是理智對宗教事蹟所作的解釋。教會訓導認為，信理不是相對的，是對天主啟示正確無誤的表達，基本上是來自天主的。

最初三世紀的教父們，非常堅定的表示，教會的教導來自天主，是天主的啟示。教父常常強調，天主是不可以瞭解的，不可言喻的，因此，如果一個人要正確的認識天主，就必須依靠天主的啟示，天主的恩寵。所有的教父都承認，耶穌基督是基督宗教的根源，是唯一的導師。

二十世紀，有幾位教宗相當重視運用通諭來解釋和發揮道理，並向整個教會發表重要的教義訓導。例如：比約十一世相反「泛基督主義」、指責納粹主義濫用啟示的通諭；比約十二在「人類通諭」以及欽定「聖母榮召升天」的信理詔書中指出，教會享有欽定信理的不能錯誤神恩；保祿六世強調，教會必須和世界交談，教會交談的典範是天主啟示的「祂的教會」通諭，以及之後梵二會議的啟示憲章。

十三世紀到十九世紀之間，啟示論的發展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的代表人物是聖文德和聖多瑪斯，由教父時代重覆聖經的記錄，進到分析和解釋聖經；第二階段是脫利騰大公會議之後的士林神學家，他們非常重視啟示的客體對象，認為啟示就是超自然的真理；第三階段是十九世紀神學復興時代。

梵二大公會議的啟示憲章，根據聖經的資料，我們可以從七方面提出啟示的本質。首先，啟示是聖三型的，其次是天主的主動性，接著在合乎人性需求的前提之下，以基督為生活的中心，使得天主與人可以達到位際性交往，答覆天主對人的召叫。天主的啟示不只是天人交往的經驗，也含有得救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