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間的語言很難完全表達一個概念。天主的救恩計劃，是祂對人類的愛，和賦予人類的永遠生命，這並不是一套條文可以說明的學問。在啟示的神學反省中，「內在的信仰經驗」和「客觀的信仰條文」，是天主在歷史的進展中，藉不同內、外的媒介，把自己啟示出來，彼此應該互相協調。

梵二大公會議的啟示憲章，根據聖經的資料，我們可以從七方面提出啟示的本質。首先，啟示是聖三型的，其次是天主的主動性，接著在合乎人性需求的前提之下，以基督為生活的中心，使得天主與人可以達到位際性交往，答覆天主對人的召叫。天主的啟示不只是天人交往的經驗，也含有得救的真理。

天主藉由整個宇宙發展，以及人類的歷史，啟示了自己，更好說天主自己藉著世界、歷史向人說話，在二千多年以前，天主親自來到這個世界上，成為具體生活的一個人，使所有的人，藉著他都能更真實的認識天主的美善，以及天主對整個世界的救恩計劃。

二十世紀，有幾位教宗相當重視運用通諭來解釋和發揮道理，並向整個教會發表重要的教義訓導。例如：比約十一世相反「泛基督主義」、指責納粹主義濫用啟示的通諭；比約十二在「人類通諭」以及欽定「聖母榮召升天」的信理詔書中指出，教會享有欽定信理的不能錯誤神恩；保祿六世強調，教會必須和世界交談，教會交談的典範是天主啟示的「祂的教會」通諭，以及之後梵二會議的啟示憲章。

位際派神學家，藉人類彼此交談的現象，來解釋天主的啟示、天主的話。天主向人類說話，是願意和人類溝通、來往、會晤與合一。因此，生活的天主和人類交談，一方面表示，天主自己藉著說話，親近人類；另一方面，人也因此答覆天主的話，構成了天人之間的位際關係。

現代主義所影響下的啟示論，具有以下的錯誤思想：首先他們認為啟示是人自己對天主聯繫的意識。其次是，天主的啟示從宗徒時代至今尚未完成。最後的錯誤思想是，教會所表達的信仰道理，並不是來自天主的真理，而是理智對宗教事蹟所作的解釋。教會訓導認為，信理不是相對的，是對天主啟示正確無誤的表達，基本上是來自天主的。

辯證派和位際派的現代神學家以「天主的話」或「天主向人說話」，來表示天主的啟示，並繼續發揮啟示的意義。辯證派認為天主的話就是天主的啟示，但太過於強調啟示的超越性，使得「啟示」就是天主自己，即使接觸到歷史，卻不是歷史事件，否則天主就不是超越在一切之上了。

基督新教主張「因信成義」，聖經是唯一信仰的標準，脫利騰大公會議回應這樣的說法，指出教會內的聖經和傳承，受到同樣的接納和尊敬，都是信仰的標準。而在梵蒂岡第一屆大公會議的信仰憲章，則對針理性主義以及之後的啟蒙時代思潮，認為人的理性力量，能夠確切地認出天主的啟示及救恩，而天主也樂意用超自然方式，向人類啟示自己，以及救恩計劃。

「啟示」拉丁文為Revelatio，指的是天主自我通傳的事實，有「掀開帳幕」的意思。啟示的種類可以根據天主、人類、對象、媒介和過程等五方面，分為超自然啟示、自然啟示、公共啟示、私人啟示、普通啟示、特殊啟示等。

啟示是「天主自我的通傳」，是天主為了拯救人類，親自臨在於人間，和人溝通來往。梵蒂岡第一屆大公會議，反對理性主義，和自由派基督宗教思想。啟示是天主用「言語」、「說話」，把自己的思念，通傳給人類。當時神學上，已開始提出信證神學，也就是研究天主啟示的可能性和可信性的神學，可是，二十世紀初的神學家，對於這種問題，並不是從具體的啟示出發，反而根據抽象的定義來解釋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