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十五世紀的異端派，將使徒的生活和使徒的職權，緊緊相連，主張兩者不能分開。他們認為，不善度使徒生活的教士，根本無權執行使徒的職權，因此他們所舉行的聖事和彌撒，都沒有神效，教友就沒有服從這種教士的義務。反之，凡是過著相似使徒生活的人，不論是不是教士，都能執行使徒的職權，他們才是真正的教士，是使徒的繼承人，更進一步下結論說：教會的聖統」應該被否定，因為人人皆是教士，而不需要專職的教士。當然，異端派的下一個結論就是一筆勾銷教會的整個意義和使命。

碧岳第二是一位相當了不起的人物，他的過去波瀾壯闊，曾經是一位著作等身的學者，對古典文藝很有心得，他在年輕時所寫的詩詞和散文就已經在文壇上傳誦。他是歐洲聞名的人文主義者、多才多藝的浪漫主義者，也是維也納協約締結過程中的重要人物。
教宗保祿二世在羅馬建立了美侖美奐的威尼斯宮而留名千古。他是個老好人，與康士坦斯大公會議以後的及與他以前的五位教宗相比，他就顯得平庸多了。從他擔任教宗開始，教廷內增加了世俗的氣氛，在他以後的承繼者任內，這種世俗化的傾化幾乎使教廷和整個教會瀕臨毀滅。
教宗西斯篤第四出身寒微，早年進入方濟會，在升任樞機以前，原是方濟會的總會長，可以說是一位無可譴責的虔誠司鐸。在教宗任內，他表現了傑出的統治才能，也表現了他個性上極大的弱點。

文藝復興時代，宗教生活趨向形式化和機械化，教友的精神普遍喪失了初期教會時代的那種內在活力，這固然是受到時代社會和經濟背景影響，但是應負最大責任的是教會各領導階層，上自羅馬教宗，下至低級教士，各層領導者，被捲進時代的漩渦中而不能自拔，充斥腐敗的狀況。
教會內面對各種腐敗的情況，產生了一種神祕運動。神祕運動發起於一般民間和低級教士，他們正因為看到教會領導階級無能與腐化，主張回復到教會初期的那種純樸生活，又為了反對宗教生活逐漸流於形式和機械化，強調人內在心靈的精神生活。

在康士坦斯大公會議中，藉著輿論的力量和大公會議的功能，宣佈解除了當時存在的三位教宗的職務，接著在一四一七年，另外選出教宗馬丁第五，結束了西方教會從一三七八年以來，長達四十年的分裂局面。本集介紹康士坦斯大公會議以後的列代教宗。

十四到十五世紀的西歐，還是一個屬於基督教的世界，一般平民百姓的思想和生活，都在教會的信條和教會的法律控制之下，從外表看來，宗教活動是有增無減，無論是個人、家庭、社團和國家全部都籠罩在基督教的氣氛之下。但是，這種外表的宗教活動，對教友個人的內心生活，對社會的健全和安寧究竟有多大的影響呢？

比薩會議失敗，這說明了在民主的氣氛中，領導人物還是不可少的。教宗既然不能起來領導教會，那麼只有讓俗世的政府來越俎代庖了。早在一三九八年，法國的查理第六就曾經召開過一次會議，會議中通過決議，不再支持本篤十三，一四零七年又開了一次會議，決定法國教會應該走國家路線，就是所謂的法國教會。在這同時，波希米亞和匈牙利也有類似的措施。這種情況，指出了一個更大的危機，長久的分裂已經迫使各國走向地方教會，對教會的統一普遍感到失望。比薩會議雖然沒有成功，但是至少已經指出，為了挽救教會分裂的局勢，只有合作才是合理而且有效的途徑。

本集繼續說明教宗朱利二世的所作所為，對教會本身有什麼貢獻？他的繼承者利奧第十的任期內，管理教廷的情形。

克肋孟以武力奪取羅馬失敗後，只好率領法國籍的樞機去亞威農，開始了所謂的西方教會大分裂，這場分裂悲劇所造成的傷害，遠遠超過了巴比倫流亡時期。那個時候的情勢，可以用「迷離惝恍」四個字來形容，甚至連聖人們也有的倒向對立教宗的那一邊。

教宗依諾森第八是以賄賂獲得選舉，在他的領導下，羅馬教廷的黑暗也就可想而知了。服務於教廷的人員又良莠不齊，其中竟有公開售賣神職，或是偽造文書以廣賜恩惠的事。至於樞機團也多為世俗的利慾薰黑了良心道德，專以俗世的名利為重，置教廷的名譽於不顧。
亞歷山大六世是教會歷史上最不稱職的一位教宗，二十五歲時，被他的舅父加里斯督第三擢升為樞機，後來西斯篤第四又任命他為波多的主教。他雖身任神職，但一直都過著放縱情慾的生活。
教宗碧岳三世是一位沈靜虔誠的人，就任以後，他公開宣佈說：「我將是和平的教宗，我也要革新教會。」很不幸的，他在位還不到一個月就去世了。
朱利二世是一位誠實的信者，他給當代人的影響都具有深刻的宗教意義，朱利二世不是聖人，可確實是一位偉人，在他的心中，沒有詭詐卑鄙的念頭，他的憤怒會叫周圍的人感到害怕卻不會引起不滿。

當時的教宗吳爾班五世除了受到教會方面的壓力之外，還有更為迫切的政治壓力，逼使亞威農的教宗，最後不得不考慮還都羅馬。教宗克肋孟五世和他以後的幾位教宗，之所以定居亞威農，其中一個原因，就是羅馬和「教皇國」內政治混亂，強大家族之間為爭權奪利而互相殘殺。一三五四年，教宗派既公正又有魄力的樞機艾基迪‧阿波諾率領軍隊，重整「教皇國」內的秩序，這工作雖然沒有完全成功，但是也說明了一個事實，如果教宗能夠親自坐鎮羅馬，那麼「教皇國」和羅馬城的混亂局勢或許還有改善的希望，因此，羅馬的人民代表不絕於途，一再地催促教廷終止流亡，返回羅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