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女的家鄉湧入許多白俄難民，她去看了，小嬰兒都包在白布裡，她回家跟媽媽說：「我們小時候用的東西，都放在那裡，以後不會再用了…」於是媽媽讓她把那些東西帶去給難民。好像修女從小小十歲的年紀，就預先展現了未來要走的道路。修女說，她的父母心腸軟，樂於助人，這跟她後來到台灣做監獄牧靈可能有些關係，她又笑著說：「我也不知道，是天主推我去的。」

高婉德，德國人，聖神婢女傳教會修女。

有些原住民教友受到影響，會去算命，丁神父通常都盡力溝通，但是態度嚴格。譬如，教友家中有人去世，跑來跟神父講，想聽從算命師的建議，舉行一些儀式。神父問他：「你去算命，花多少錢？我替你主持一個葬禮，你給我兩千塊就夠了，如果你沒有錢，不用給我錢也行。你是被誰利用了？」神父就用這樣幽默的方式，化解教友的問題。

丁立偉神父，比利時人，耶穌會士。

修女剛開始學中文沒多久，每次她在監獄裡和受刑人講話，大家都很注意聽，只要聽不懂，就會說：「修女，你是在講什麼？」很奇怪，每次在監獄外面跟人講話，他們一開始都稱讚她：「修女，你的中文講得真好。」過了五分鐘才說：「修女，你講的是什麼意思？」修女感觸良多，監獄裡的人很直接，監獄外的人則過著很間接的生活。

潘靜玫修女，阿根廷人，聖神婢女傳教會修女。

在小學的宗教課中，教到舊約的重要人物，每個同學都收到一個人物的名字，授課的修女希望同學能認識這個人物的特色，在班上比較壯的帥哥得到了達味王，比較聰明的分到了梅瑟，丁神父很生氣，他怎麼收到一個根本不認識的耶肋米亞。在舊約中，耶肋米亞是個先知，他不想傳教，天主仍鼓勵他。丁神父說，修女看重每一個人，按照他們的性格和特色，給他們一個名字，經過這樣的課程，大家都感覺到被看重。

丁立偉神父，比利時人，耶穌會士。

八、九十年代，韓國教會積極投入社會正義和平工作，朴必南當時是大學生，原本她以為天主教徒就只會祈禱、望彌撒、行善，沒想到韓國天主教會如此關心社會議題，韓國神父為了勞工權益，甚至走上第一線，她說，「本來我不是天主教徒，但看到韓國教會的投入，對福音感到好奇，便自己去讀聖經」，她發現，韓國教會真的聽了耶穌的福音，並且很用力地去實踐。

朴必南，南韓人，在俗傳教士。

復興鄉原住民多半務農，過著簡單的生活，很多人靠綠竹筍為生，綠竹筍每年只在復活節前後採收一次，一大早就得出發，綠竹筍的採收不但有季節性而且有時效性，一旦冒了出來，馬上就得採收，要不然就賣不出去。因此原住民上教堂的時間並非全年固定，到了綠竹筍收成的季節，上教堂的人數明顯驟減。羅修女非常明白綠竹筍對原住的重要，但也不忘在講道理時提醒說：「大家也得想想，是誰給你們這些竹筍的呢？」

羅利絲修女，菲律賓人，奧斯定修會修女。

南神父教英文免費，卻不是「有教無類」，而是「分門別類」，只教原住民，他表示：「如果什麼人都要幫助，我沒有辦法，幫助人也得講究分辨，否則一事無成。」

南耀寧神父，法國人，耶穌會士。

阮神父說，當上神父是被召叫的，就像主耶穌說的：「不是你們選我，而是我選你們的。」直到今天，常有人問他：「為什麼當神父？」他回答：「我不曉得。」阮神父在日本當難民期間，做了許多臨時工，包括修路、蓋房子、電焊、挖地洞埋遺體等，三十年前海上難民的經歷，令阮神父更加同情今天在台灣的移工、移民，他明白，很多不公平源自於錯誤的政策，他現在的工作不只是幫忙被害者，還和其他研究團體一起工作，要求政府改變政策。

阮文雄神父，越南裔澳洲人，高隆會會士，現任天主教「越南外勞配偶辦公室主任」。

南神父當年入耶穌會，是因為他不要當本堂神父。從小他見過很多本堂神父，他們都不屬於任何團體，有的有錢，有的沒有錢，不太公平，再加上，「本堂神父得待在一個地方或者一個教區，我不願意這個樣子。」南神父認為，耶穌會具國際性，團體性沒那麼強，但又不是個人完全獨立的。然而，人算不如天主算，南神父終究還是成為一位本堂神父。

南耀寧神父，法國人，耶穌會士。

一個族群失去自己的語言，也很容易失去自信，為了幫助泰雅族人重建自信，巴神父於是投入研究泰雅族語言，不但自己講得一口流利的泰雅族話，還在當地中學授課，教導學生說講泰雅族母語。早年，巴神父曾經拿布料去請教泰雅族的老太太，老太太年紀將近百歲，神父照著布料上的圖騰唸出聲音，老太太聽了非常驚訝，望著神父說：「如果你看得懂布料，那不得了呀，你可以直接到天堂去了。」

巴義慈神父，義大利人，方濟會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