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權宣言頒佈的當時，教會當局最高訓導，並沒有公開的表示支持，教宗庇護十二世也持相當保留的態度。到了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在一九六三年頒佈的「和平通諭」中，第一次採用「人權」這個名詞，還把聯合國的人權宣言，稱為「極重要的文件」、「時代訊號」。之後教宗若望保祿二世頒佈的「人類救主通諭」中，用相當長的篇幅，來討論人權的問題，指出倡導人權，和教會在現代世界中的使命非常有關係，尊重人權就是社會安定，與普世和平的基礎。

當我們嘗試描寫人類的精神生活時，發現有兩種同時存在，但性質完全不同的境界。我們一面生活在一種「渴望的境界」中。另一面是生活在一種「限度的境界」中。二者之間的關係是：「現實」考驗「渴望」、「渴望」向現實提出挑戰。換句話說，現實可以修正理想，理想支持現實的奮鬥。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全世界在這一場戰亂中，體會到：當人權被忽略，或受到侵犯時，它的後果是殘忍，不可收拾的。於是聯合國起草擬定有關基本人權的宣言。最後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日，大會投票通過了三十條「世界人權宣言」。主要是講：人不分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見、國籍、貧富，或任何身份，人人都生而自由。有權享用國籍，且在尊嚴、權利、法律上一律平等。

絕對責任感的價值目標，應該是天主自己來的。因為天主是絕對的善，天主在我們的良心內。對某些人來說，得救的意思是：在現世生活裡能享受天上的喜樂。也有一些人，認為得救是：為得到未來的天堂福樂，就得犧牲地上一切帶有罪，或不完美色彩的幸福。雖然上述得救的觀念是普遍的。不過，仍然是只顧自身，所以不該作為倫理生活的最後動機。而真正能夠作為倫理最後動機是，希望能夠和天主、基督合一，同時意識到，這是依恃自己力量所達不到的，得救是天主白白賞賜的大恩典，這樣的得救觀念是可接受的。

基本抉擇具有以下三個特點：首先，我們並?有絕對的把握，知道自己作了積極或消極的基本抉擇。第二個，基本抉擇是相當穩固的，不會突然改變，傾向於永久不變，而且有固定的方向。第三個是，它能影響我們日常生活中小小的決定。通常一個人的基本抉擇，在他的每一個倫理選擇中，都會表達出：基本抉擇是人良心的現象。

倫理生活的最後動機，可分為三種：追求幸福、追求倫理價值、追求天主的光榮。在追求幸福方面，可分社會幸福論和個人幸福論兩種。基督信仰最基本的肯定是，人存在的最基本意義是朝拜、讚美、愛慕天主在一切之上。因此，人存在最基本的意義是以天主為中心，把天主放在一切之上。如果把達到天堂的幸福為人生的最後目標，就是以個人為中心，是一種封閉的「超性個人主義」，這並不合乎基督信仰的基本態度。

理性、倫理或宗教上的悔改三種悔改，都不容易完成。理性上的悔改，要求人不斷地學習，不斷地發現真理，不管他是否喜歡這個真理。倫理上的悔改更難，因為需要做一實際的選擇。倫理上的悔改要付出重大的代價，所以比理性的悔改更不容易。宗教上的悔改，可以使人獲得力量，真正去面對兩個境界之間的緊張。

第三種倫理判斷方法的原則是以「耶穌的自我意識」為主，要求我們藉聖事、祈禱、教會生活、更深的分享耶穌的自我意識，指的是耶穌在新約中所表達的福音價值觀。在倫理判斷上不應該違背以耶穌的自我意識為基礎的優先倫理標準。最後，每個人在生活中，必須不斷的做各種決定，也就是個人在基督意識下，憑著自己最好的良心，來作倫理判斷。

人總是設法否認死亡，因為要想辦法超越自己的限度，逃避自身的滅亡。於是，他創造一些「永生的象徵」，把某件東西當作他逃出死亡的一種「永生」。因此就產生了各式各樣的偶像。聖經對偶像的瞭解已經不只是些人造的神，偶像的範圍很廣，包括錢、貪婪、政治野心、仇恨、罪甚至法律。

菲立浦‧烏克曼(J.Philip Wogaman)是一位基督教社會倫理神學家，他的倫理系統中，最高的原則是愛主愛人。然而在最高倫理準則和具體倫理判斷中間，包括一些中間原則。烏克曼把這些中間原則的假設分成五組，積極的、消極的、中庸的、倫理權威、意識形態的假設五組。烏克曼所提出的倫理判斷方法，把基督徒作倫理判斷時，習慣考慮的主要倫理原則整理出來，希望可以幫助個人的自我反省，和提高倫理判斷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