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惡感是一種感覺，感覺我有罪。罪惡感也和其他的感覺一樣，應該和理智判斷配合。其次，罪惡感有那些種類呢？有一種人是沒有罪惡感的，這可以說是一種病態，也是心理病態中最難幫助的。除了沒有罪惡感和罪惡感太重兩種極端的情形外，還有一種是有選擇性的罪惡感，例如一個人對某些事有感覺，但是，某些事卻感受不到，或者，有時候，因太需要滿足某些渴望，而壓抑了罪惡感。無論是哪一種罪惡感，只有愛才是承認錯誤和寬恕的動機、力量。

基本抉擇具有以下三個特點：首先，我們並?有絕對的把握，知道自己作了積極或消極的基本抉擇。第二個，基本抉擇是相當穩固的，不會突然改變，傾向於永久不變，而且有固定的方向。第三個是，它能影響我們日常生活中小小的決定。通常一個人的基本抉擇，在他的每一個倫理選擇中，都會表達出：基本抉擇是人良心的現象。

隨著時代背景的變遷，現代的人，尤其是年輕人，法律主義已不再那麼強烈，他們覺得，按照既定的方式來控制自己的罪行，而自己卻絲毫沒有悔意，實在是一件沒有意義的事。因此，現代人特別重視真誠，除非是出自真誠的痛悔，要完全改變現在的生活方式，革新信仰生活，否則，他寧可不去告解。聖奧斯定曾經解釋說：當我們向天主承認自己的罪和不足時，就是感謝、讚美天主的仁慈和偉大。可見，告解不是消極告明自己的罪而已，而是更進一步強調，當我們向天主承認自己的罪時，就是與愛我們的天主相遇。

理性、倫理或宗教上的悔改三種悔改，都不容易完成。理性上的悔改，要求人不斷地學習，不斷地發現真理，不管他是否喜歡這個真理。倫理上的悔改更難，因為需要做一實際的選擇。倫理上的悔改要付出重大的代價，所以比理性的悔改更不容易。宗教上的悔改，可以使人獲得力量，真正去面對兩個境界之間的緊張。

基本人權的理論基礎，可分為兩個方向，一是自然法，另一種是信仰光照下的人權。所謂自然法，就是指基本人權的存在，並不是在一時之間，用人的理性分析證明得到的肯定，而是人類的意識，隨著歷史的演變，而逐漸肯定的。第二種理論基礎是在信仰光照下的人權，是建立在「人是天主的肖像」這個基礎上。因此，從人類開始，無論那種宗教信仰或種族，人的生命，尊嚴和其他的權利，都是來自「人是天主的肖像」，所以，這個基礎也是最為普遍的人權基礎。

人總是設法否認死亡，因為要想辦法超越自己的限度，逃避自身的滅亡。於是，他創造一些「永生的象徵」，把某件東西當作他逃出死亡的一種「永生」。因此就產生了各式各樣的偶像。聖經對偶像的瞭解已經不只是些人造的神，偶像的範圍很廣，包括錢、貪婪、政治野心、仇恨、罪甚至法律。

人權宣言頒佈的當時，教會當局最高訓導，並沒有公開的表示支持，教宗庇護十二世也持相當保留的態度。到了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在一九六三年頒佈的「和平通諭」中，第一次採用「人權」這個名詞，還把聯合國的人權宣言，稱為「極重要的文件」、「時代訊號」。之後教宗若望保祿二世頒佈的「人類救主通諭」中，用相當長的篇幅，來討論人權的問題，指出倡導人權，和教會在現代世界中的使命非常有關係，尊重人權就是社會安定，與普世和平的基礎。

當我們嘗試描寫人類的精神生活時，發現有兩種同時存在，但性質完全不同的境界。我們一面生活在一種「渴望的境界」中。另一面是生活在一種「限度的境界」中。二者之間的關係是：「現實」考驗「渴望」、「渴望」向現實提出挑戰。換句話說，現實可以修正理想，理想支持現實的奮鬥。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全世界在這一場戰亂中，體會到：當人權被忽略，或受到侵犯時，它的後果是殘忍，不可收拾的。於是聯合國起草擬定有關基本人權的宣言。最後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日，大會投票通過了三十條「世界人權宣言」。主要是講：人不分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見、國籍、貧富，或任何身份，人人都生而自由。有權享用國籍，且在尊嚴、權利、法律上一律平等。

絕對責任感的價值目標，應該是天主自己來的。因為天主是絕對的善，天主在我們的良心內。對某些人來說，得救的意思是：在現世生活裡能享受天上的喜樂。也有一些人，認為得救是：為得到未來的天堂福樂，就得犧牲地上一切帶有罪，或不完美色彩的幸福。雖然上述得救的觀念是普遍的。不過，仍然是只顧自身，所以不該作為倫理生活的最後動機。而真正能夠作為倫理最後動機是，希望能夠和天主、基督合一，同時意識到，這是依恃自己力量所達不到的，得救是天主白白賞賜的大恩典，這樣的得救觀念是可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