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岳十二最具改革精神的行動,就是給「樞機團」增加了各國的人選。一九四六年二月,他宣佈任命三十二位新樞機,其中只有四個義大利人,西歐十一位、美國四位、拉丁美洲六位、波蘭、匈牙利、亞美尼亞、澳洲、印度、非洲和中國各一位。中國的第一位樞機就是田耕莘。在過去,教廷任命的樞機,義大利人常在半數以上,這樣一來,比例卻有了改變,義大利籍總共有二十八位,屬於其他國藉的則有四十二位之多,而且東亞的樞機也是破天荒第一次出現。教宗的這一項創舉,明顯地向世人表示,教會是所有民族的母親,對任何地域也不見外。尤其是在二次戰亂之後,藉著新樞機的任命,充分顯示出天主教會的大公性,當他後來在傳教區任命許多本地主教時,這種大公的精神就更為顯著了。
教宗碧岳十一世對建立在紙上的不自然的和平,根本不存任何幻想。從一九三零年開始,法西斯的進展、納粹權勢的昇高和共產黨的增強,更加深了他對戰爭的恐懼,他對所接見的政府首長、以及政治或外交人員,曾經一再重覆他的建議,他譴責運備競賽所耗費的資源和花費,以及潛存的戰爭危機,他聲明了裁軍的重要,戰雲越濃厚,他的呼聲也越悲痛。一九三四年,他當著許多樞機們面前,預言說:「誰發動戰爭,誰就是把自己的國家和全體人類社會,交付給殘殺和滅亡,倘若真有人敢首先發難,那時我們就要被迫向天主祈求說:『主!請你驅散那些好戰的民族吧!』」五年以後,第二次世界大戰終於爆發,教宗碧岳十一世的預言不幸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