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力騰這座城隸屬於德皇統治，但是城中的居民全是義大利人，距離義大利的邊界又很近。這樣，教宗本身的安全就有了保障。就是在這樣惡劣的情形下，保祿三世硬是堅持要召開大公會議，也由於他百折不撓的忍耐和堅持，善於靈活運用外交手腕，經過長達九年的努力之後，「特力騰大公會議」終於在一五四五年十二月十三號開幕了。

馬丁路德到過羅馬，親眼目睹了教廷的奢侈腐化，深受刺激。但是他信賴教會、服從教廷的心情並沒有因此而動搖，真正導致馬丁路德改教的，並不是教會的腐敗，而是那份困擾他心靈的悲觀心情，以及他對罪過、聖寵和靈魂得救的神學問題所抱持的偏執成見。馬丁路德原本是一位虔誠謹慎的司鐸，一心一意地渴望自己能成為完美的聖人，但是，他個性狹窄，剛愎自用，經常不聽勸告，更何況他對士林神學的了解不夠深刻。

一般人總以為天主教改革，是新教改教的後果，那實在是一種錯誤，因為這種觀念和歷史事實並不符合，兩者之間並沒有因果關係，我們只能說，新教的改教運動給了教會改革工作一種刺激，加速了天主教會改革而已。無論如何，這時期教會生活的重整，並不是北方分裂現象的反作用，事實上教會內的改革復興運動，是在從來沒有受新教影響的西班牙和義大利開始的。

人文主義與文藝復興時代的理智和藝術活動，並沒有創造出新人類的典型，相反的，人類警醒了，自覺性地全神貫注在古典文明上，喜歡用古典的服裝來裝飾自己，而實際上，文藝復興時代的人，與古希臘人和羅馬人是迥然不同的。新的人文主義，主要特徵是一種高度的傲慢、自負、驕傲、強力的自覺、崇尚個性，甚至於趨向泰坦主義。他們到處想擺脫束縛，把教會和國族的法律和傳統規則當做是束縛個人的桎梏，把每一種社會當做是抑制個人的不公平約束。

英國改教的性質相當特殊，路德和喀爾文是出於宗教動機，各地領袖事後才加入新教，這些俗世的君主對新教教派的攻擊或是袒護，都是依照政治的利益而決定。至於英國，英王亨利八世對新教的觀念，原本沒有絲毫傾向，他只是為了滿足自己的情慾而迫使國家走上改教的途徑。

十四、十五世紀的異端派，將使徒的生活和使徒的職權，緊緊相連，主張兩者不能分開。他們認為，不善度使徒生活的教士，根本無權執行使徒的職權，因此他們所舉行的聖事和彌撒，都沒有神效，教友就沒有服從這種教士的義務。反之，凡是過著相似使徒生活的人，不論是不是教士，都能執行使徒的職權，他們才是真正的教士，是使徒的繼承人，更進一步下結論說：教會的聖統」應該被否定，因為人人皆是教士，而不需要專職的教士。當然，異端派的下一個結論就是一筆勾銷教會的整個意義和使命。

日內瓦城因著喀爾文的努力，竟然成了一座改教運動的模範城，被當時的人稱作是「誓反教的羅馬」。新教在當時能夠傳到法國、荷蘭、蘇格蘭、英格蘭，甚至遠播到匈牙利，大都是靠從日內瓦派出去的傳教士努力工作，再有就是在日內瓦出版的各種新教觀點的書籍，隨著所派出去的傳教士流傳到這些地區。

文藝復興時代，宗教生活趨向形式化和機械化，教友的精神普遍喪失了初期教會時代的那種內在活力，這固然是受到時代社會和經濟背景影響，但是應負最大責任的是教會各領導階層，上自羅馬教宗，下至低級教士，各層領導者，被捲進時代的漩渦中而不能自拔，充斥腐敗的狀況。
教會內面對各種腐敗的情況，產生了一種神祕運動。神祕運動發起於一般民間和低級教士，他們正因為看到教會領導階級無能與腐化，主張回復到教會初期的那種純樸生活，又為了反對宗教生活逐漸流於形式和機械化，強調人內在心靈的精神生活。

馬丁路德利用教廷宣講大赦的不當，公開宣佈他的新理論，主張只靠信德、不必要行任何善工便能獲得救恩。一五一七年十月卅一號，在一次激烈的講道之後，他在威丁堡大學的教堂大門上，按照大學的習慣，對許多神學問題，尤其是對大赦和一般善工的價值問題，提出挑戰。他總共提出九十五條論題，當中許多攻擊固然不是無的放矢，但是其他的論題則大大損傷了大赦的道理。馬丁路德的論題，雖然沿用了大學論文的傳統方式，卻立刻傳遍整個德國，爭辯也就接著展開。

十四到十五世紀的西歐，還是一個屬於基督教的世界，一般平民百姓的思想和生活，都在教會的信條和教會的法律控制之下，從外表看來，宗教活動是有增無減，無論是個人、家庭、社團和國家全部都籠罩在基督教的氣氛之下。但是，這種外表的宗教活動，對教友個人的內心生活，對社會的健全和安寧究竟有多大的影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