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雄最重視人生禍福，也是對政治較疏離的人。《太玄經》依舊反映揚雄對當時政治的評判。揚雄早年時寫賦，中年寫玄，晚年寫法言，思想上並沒有直線地進行。

道教的道與道家的道本質上是不同的，道家的道是指自然本體的道，是從哲學角度來論道；道教的道是從神道思想而來，宗教性質意味濃厚。漢代道教的產生可追朔到上古傳統的宗教信仰，同時受到黃帝、老莊、列子的影響非常深遠。然而真正催生道教產生的屬秦漢之間的方士與道士，他們承接三代以來巫祝的地位，扮演神人之間的媒介，道教在君王的保護之下便逐漸發展蓬勃。

陰陽家對漢代的歷史觀影響深遠，如鄒衍提倡了五德終始的歷史觀，而這樣的歷史觀因著秦漢的大一統，非常符合改制的需要，影響自然深遠。董仲舒的歷史哲學便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他提出三統、三正的歷史觀。

漢代的心性論是有別於先秦儒家的心性論，在先秦是以心性論作為哲學思想的中心，到了漢代則轉換以宇宙論為哲學的中心思想。董仲舒在討論人性，主張性有貪有仁，用我們人的性同我們的情。上天賦予人善質與惡質，董仲舒溝通天人提出自己的見解，上天通過陰陽兩氣使得我們的有了貪和仁兩性。貪即是陰，仁即是陽，仁性與貪性的氣都存於人身上，天有陰、有陽所以我們的生命而有了貪與人兩性。

王充的命論思想，告訴我們命是如何形成的，命是依著氣而產生的。命既然是由氣而生，氣構成形象，形象構成了我們的身體，按照王充的看法，身體結構便能顯現人的命。從人的身體知道命，王充認為命不是那麼難了解的，由骨法來斷定命的好壞，古代帝王、聖賢都有特別的身形才能有其成就。

經術之辯成了五行摘譯的學說，把天下為公的理想組進了陰陽消息、五行生剋的構造當中，把理想化為由天道運行而來的命定論，並且以災義福瑞為命定論去驗證，於是王莽自然就取漢而代之，在當時看來是天命所使然。在哲學思想上，讖緯也取代了修身的道德文化。

人的命是什麼？什麼是形軀、精神？
討論之前要先回朔到先秦哲學，哲學家有怎麼樣的看法，如孔子將天是為人事兼最高的主宰，但面對生死問題時，死對中國人來說是命中註定而不可脫逃的。唯有我們人知道自己為什麼而生，知道生命的意義與目的，才會知道死亡不過是個界線，代表自然生命的完成。對於形神關係時，孔子則抱持著懷疑的態度，孔子表示他重視人世的現世態度，也就不會把我們帶入一個恍恍惚惚虛無縹緲的世界。

《左傳》裡的陰陽二字代表了宇宙之間的兩種氣，一種自然的秩序。《國語》豬中的陰陽代表了陰陽和天道已進入人生的關係當中，而引發其特殊性的意涵。《易傳》中的陰陽為理論基礎，而推演宇宙間的變化，揭示了天地萬物之深層和它運動發展的規律問題。所以就天地之氣來說的話，陰陽之氣係由太極而生的兩儀，一陰一陽之為道，陰陽做為總的道理、原則不僅僅具有行為上的意義，同時也包括了對待、統一、變化的規律性，建構了本身該有的邏輯結構。

《黃帝內經》又稱內經，相傳是黃帝與岐伯、雷公、伯高、俞跗、少師、少俞等多位大臣討論醫學的記述。《黃帝內經》共十八卷，《素問》、《靈樞》各有九卷、八十一篇。《素問》的基本意思黃帝問此太素的意思，記載了黃帝與岐伯的對話，以黃帝問而岐伯答的形式記載。

王充《論衡》論道，博士為保護名利而漸漸有了家法的產生，儼然成了師家之學而有了門戶之鑑，甚至因為當時經學教授多不同、多異說，加上陰陽五行等學說的混合於經典之中，而學者們有各自的傳承，造成固守章句的窘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