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最後一位代表性思想家裴頠，政治上主張選賢舉能，去除門第觀念。在他之前的思想家「貴無」，他的重要性則在於「崇有」。裴頠從現實政治的需求面出發，他指出，「貴無」學說理論上是錯誤的，在政治社會上有害國家。他主張，萬有的存在是真實的，道是萬有的總體，離開萬有沒有獨立自存的道。從而否定了「貴無派」虛構的本體構念。

王弼的彖文提出了體用的觀念，說明乾道純陽剛健，循環不已，四時交替，使得一切存在的物皆得到合理的存在。王弼認為坤卦的六五之爻體現了陰柔含蓄之美，對坤卦的美德作了詳盡的贊述。王弼通過道家的思維以懂得易經的思想。另一方面以道家玄理解釋周易，事實上與傳統以儒家看待周易有不同之處

莊子《逍遙遊》藉大鵬鳥與小鳥做對比，顯示出逍遙的境界，每個人在自我逍遙中皆可逍遙，不見得大鵬鳥飛得高才是逍遙，只要能把握住自己的性質便能逍遙。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定限，我們不需要在定限中刻意造作營求，不去干涉操縱。如果人能自然無為，毫無造作，都能自由自在得其所。逍遙是種化去造作不自然而顯示出高度的精神境界，不是對於經驗現實全盤的接受、承認，郭象並不認為現實上的一切都是美好的。

王弼的《周易注》很特殊，他近少漢易的弊端、談玄說禮，而以復卦為首，對後世研究周易有其一定的影響性。王弼易學的見解是對漢代易學的革命。漢代易學雖然有一大套的自然哲學，著眼在宇宙的氣化流行，找尋出人世天道的法則，王弼正是要將其繁瑣、迷信的知識給以劃清。

向秀一生最大的事業便是注莊子，莊子書自傳世以來，雖已數百年，但限於時代背景，始終未有人能直就形而上的玄境去悟解莊子。向秀之注到晉惠帝年間，遂為郭象所竊，郭象或有改易，或則僅點定文句而已。學者通常都稱為向郭注。郭象的註解性作品不僅反應了玄學的精神以及建構了玄學思辨的哲學觀點。

從人的外表來論人實屬不易，我們人的言說是否能盡意，於焉在魏晉南北朝引發了言意之辯。荀粲的言不盡意思想是當時魏晉言意之辨中最流行的一派，亦是魏晉以前，傳統道家對語言與思想關係的看法。

向秀曾寫作文章與嵇康互辯，〈難養生論〉認為人有生命存在就會有情慾，有情慾就會要求滿足，如果內心有欲求而得不到滿足，便會抑鬱成病。嵇康反駁後又以〈答難養生論〉，並非反對本能的欲求滿足，但嵇康不認為奢欲是合理的，反對過度的慾望。

人的性情可以從外在的形體推斷，這樣的觀念並沒有脫離先前漢代哲學家的思想，也就是氣性論。孟子從禮上說性，從氣的角度來論性，則會有清、濁……等等之別。劉邵的品評，以中和為最高，講究平淡無味，是為聖人。所謂中和，在於兼具「平淡」與「聰明」兩種層次，聰明為才，而平淡則是生命所展現的境界，已不單純是道德修養的層次，更是對「全幅人性」的審美態度。

七人是當時玄學的代表人物，雖然他們的思想傾向不同。嵇康、阮籍、劉伶、阮咸始終主張老莊之學，「越名教而任自然」，山濤、王戎則好老莊而雜以儒術，向秀則主張名教與自然合一。

從三國開始，中國歷史產生大約四百年的時代，其中僅有西晉有短暫的統一。中國哲學歷經此時代而有了新的面目。魏晉哲學主要是先秦道家思想的再復興、再發展，對中國哲學有其影響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