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安宅不住，有正路不走，就是自暴自棄，傷害自己，放棄自己。福音書裡有個自暴自棄的悲慘例子，就是耶穌十二門徒之一的猶達斯。關於他，耶穌說過：「人子固然要按照指著他所記載的而去，但是出賣人子的那人卻是有禍的！那人若沒有生，為他更好。」這就是孟子對不走正路的人所說的「哀哉！」

儒家的愛由近人做起，果然合乎舊約所說的愛近人之道。可是新約在這方面，突破了只有以色列是天主選民的小圈圈，而把整個人類看做近人。這就是耶穌在慈善的撒瑪黎雅人故事裡所要說的：近人不限於本族本家的人，而是任何有需要的人，墨翟在耶穌前主張兼愛，應該被尊為先知。

孟子說：「順天者存，逆天者亡」。這種尊天旨、順天意的態度完全合乎聖經的歷史觀。人塑造歷史，只說出真理的一面，另一面是天的干預，正如民間所傳說的俗語：「人在做，天在看」。

做人要誠懇，且先一步為別人著想。聖經也很重視這種「先走一步」的作風：「我們應該愛，因為天主先愛了我們」；「愛就在於此：不是我們愛了天主，而是他愛了我們，且打發自己的兒子，為我們做贖罪祭」。天主先愛了我們，我們也該先走一步去愛別人：「你在祭壇獻祭物時，若想起有弟兄對你懷恨，就要把祭物留在壇前，先去跟弟兄和好，然後來獻祭物。」

以聖經的觀點來解釋「永言配命，自求多福」二句話，「永言」懂為「時常想著」是正確的。人有所思，發出為言，未發是想，言不能無想。「配命」的命自然是天命。時常所想的是自己是否配合這個天命。耶穌一輩子所做的就是這個天命，他給猶太人說：「我常作祂(父)所喜悅的事。」

人是社會動物，團體生活中彼此影響，由生至死，無時或缺。好影響使人學好，壞影響使人學壞。孟子以學習他國語言為例，肯定先須有能幹的師傅，還須有好的團體或氣氛，才能事半功倍。這在今天地球村、學外語的大氣候裡不難了解。彼此學習，互相為善，更是如此。聖經的啟示，從梅瑟開始，都是指向團體的。以後先知們逐步教導，每人也該負起個人的責任。到了新約，聖神降臨後，每個信徒都直接由基督的神開道領航，但團體仍有不可或缺的角色。

孟子除尊崇先王之道以外，還強調仁政及法章的重要：「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而是善與法應該裡外互補，彼此支援。這也是聖經的一貫精神和傳統，雖然在救恩史裡、從舊約到新約有不同方向的發展。創世紀的聖祖代表第一時期，是天主單方的許諾時期。第二部書出谷紀開始講救恩史。以色列民得到自由後，在西乃山與救他們的上主訂立盟約，十句話是基本大法，然後還有所謂的「盟約法典」，其中有關弱勢人群的對待原則和規章，在今天仍有很大的現實性，這種約文完全合乎儒家推己及人的精神傳統。以後新約來臨，又把盟約降為次要，而以愛德這刻在心版上的道德法為主。

這一場師生對話，首先突顯出一名弟子的坦誠。他認為夫子大隊人馬，遊走各國，吃住都由諸侯供給，未免有些過分。孟子的答辯卻把農工道義放平，各從其事，各就其業，不只在物質上，也在精神上互通有無，則大家受益。這為三百多年後，耶穌的南北奔波，宣講天國，是一個預報。

孟子的結論是：仲子這種作風是無法普及於世的，除非叫人人都變成蚯蚓。舊約聖經裡有一個類似的故事，就是突然出現在北國以色列的厄里亞先知，他也像田仲那樣離群獨居。厄里亞跟田仲不同的是，先知是聽天主的命，要以這種生活方式來教導當時的以色列王阿哈布。

婦人之道是順，大丈夫則居於仁，立於禮，行於義，終於能達到富貴不能淫，貧窮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境界，這樣進入了福音的精神世界。聖言原是富有的，卻為我們成了貧窮的。耶穌確實是「富貴不能淫，貧窮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